经学大师刘歆的主观本意是辅莽安汉,还是助莽篡汉?

刘歆字子骏,为汉高祖刘邦四弟楚王刘交之后,中国目录学鼻祖刘向之子。他是汉代经学大儒,在校勘学、天文历法学、史学、诗等方面都堪称大家,他编制的《三统历谱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。

刘歆

按说这样一位汉朝宗室大臣,又是东汉古文经学之宗师,刘歆应该对汉朝是无比忠诚的。毕竟儒家推崇的是忠臣孝子。然而,刘歆又是帮助王莽篡夺汉室江山,建立新朝的最主要人物之一,他也因政治上与王莽捆在一起而受到后人的唾弃,最后还是因谋诛王莽事败自杀。“助莽篡汉”让刘歆贴上了不忠、不孝的“小人”标签,他为什么要这么做?

一、西汉末年的政治局势

如果说秦亡于法家,那西汉就是亡于儒家。

西汉后期,以土地兼并和农民破产为基础与标志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,西汉的统治出现重大危机。忧国忧民的士大夫高举儒学大旗, 纷纷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,为西汉王朝探病开方。在这些药方中,有三种思想对历史的走向产生了影响,它们分别是天谴灾异说、更化改制说和传国易姓说。

西汉末年的人

西汉最著名的大儒董仲舒很重视天谴灾异,他说:“天出灾异以谴告之, 谴告之而不知变,乃见怪异以惊骇之”。他认为天灾和自然界的异象,都是老天爷对统治者的警告,那些日月失明、 星辰逆行、山崩泉涌、 地震石陨、夏霜冬雷、春凋秋荣、 陨霜不杀等等,都是君王失德,社会矛盾激化,统治出现危机的征兆。

更化改制说是儒家提出的改革措施。汉元帝时,儒家人物贡禹和师丹提出了减少舆服器物、后宫及陵园女子、诸宫卫卒、厩马苑田, 降低人头税,解放官奴婢,废除赎罪之法,罢郡国庙,定汉宗庙迭毁之礼, 废除珠玉金银货币的铸造和使用等改革措施,并面对当时主要的社会矛盾提出了“限田限奴”的主张。

针对当时主要的社会问题,贡禹和师丹提出了“限田限奴”的建议。要求“列侯在长安及公主名田县道,关内侯、吏民名田, 皆无得过三十顷。诸侯王奴婢二百人, 列侯、公主百人, 关内侯、吏民三十人。”但是这些改革措施遭到了那些豪门大家的抵制,根本无法实行,大大增加了人民的失望和不满,也使得人民丧失了对刘汉统治的信心。这也给“传国易姓”思想带来了实施的空间。

老年刘歆剧照

儒经中早就有“天命靡常”的思想,也就是君主的统治并非万世一姓,而是“圣者为君”。刘歆和父亲刘向就持有这种思想,他们虽然忠于汉室,但并不是无条件地尊刘忠汉,面是认为“自古及今,未有不亡之国”,并不反对“汉家天命将终”的观点。但是在行动上,刘歆还是极力想维护汉朝的统治,希望通过“考祥应之福,省灾异之祸,以揆当世之变,放远佞邪之党,坏散险陂之聚,杜闭群枉之门,广开众正之路”,以达到“百异消灭,而众祥并至,太平之基,万世之利”的目的。可以说,此时的刘歆,内心是十分矛盾的。

二、刘歆倡立古文经的目的

公元前 7 年,汉成帝刘骜暴毙,哀帝刘欣继位。哀帝执政伊始,曾经试图挽救衰政, “制节谨度以防奢淫”,精简机构、限田限奴、抑制兼并。但是这个努力在贵族的抵触中破产,西汉统治的覆亡已无可避免。

年轻时的刘歆

公元前 6 年,刘歆写下洋洋洒洒的《移让太常博士书》,历数今、古文经典的产生和流传,倡立古文经典,对以往的古史系统进行的重新整理。

西汉末年,章句之学的烦琐僵化,使经学大义淹没于繁言碎辞的繁琐解释之中,降低了维护大一统政治的社会功能,今文经学的烦琐化和谶纬化,使得其自身日渐丧失了立足社会、辅翼政治的能力。倡立古文就是今文经学在严重社会危机面前失灵的表现。刘歆对此提出过严厉批评:“(今文经学)分文析 字,烦言碎辞,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,信口说而背传记,是末师而非往古,此学者之大患也”。

刘歆认为,今文经学的繁琐,使人穷其一生难通其真意,已经完全背离了经学“用日少而畜德多”的教化目的。因此要求简化经学,结束繁琐章句学风。今文经学狭隘自闭,对于经学的发展遗患无穷,因此要求打破门户之见,广征博纳,今古会综,繁荣经学和学术。

西汉末年,“灾异说”在社会上大行其道,其学术根脉都是源于《公羊春秋》。刘歆倡立古文,提倡《左氏》,其目的正是要消除《公羊春秋》上的灾异说对社会的影响,转移社会舆论,摆脱那些对西汉政治的舆论威胁,拯救西汉政治危局。但可惜的是,刘歆的努力因为哀帝的懦弱以及西汉统治积重难返失败了。

三、刘歆对王莽的贡献

刘歆与王莽一个是宗室一个是外戚,又同时做过黄门郎的职务,两人都有不俗的学识与抱负理想,因此相互欣赏、彼此交好。

刘歆与当时掌权的王凤关系不好,所以一直得不到升迁,而与他同一起跑线的王莽则官运亨通。王莽很常识刘歆,当上大司马后一直不忘提拔刘歆。王莽称帝后,刘歆更是身居高位。可以说刘歆政治上的飞黄腾达来自王莽对他的青睐。

王莽

刘歆虽然得到王莽的器重,但他并不是王莽的真正心腹。对于王莽来说, 最可信赖的人, 还是王氏家族的成员。王莽称帝后,“王舜、王邑为腹心,甄丰、甄邯主击断, 平晏领机事,刘歆典文章, 孙建为爪牙”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,刘歆虽然重要,但比起王舜、王邑等人来,还是稍有不如的。“典文章”不能说不重要,但毕竟不比腹心。

王莽对刘歆的真正态度,可以用“尊而不亲,敬而不近”八个字来概括。刘歆在王莽掌权、改制 道路上,确实起到过很大作用;但王莽代汉并不是刘歆追求的结果。所以班固说:“歆非复欲令莽居摄也”。

如果光看行为,刘歆并没有为王莽做过什么特别大的事。在汉平帝娶王莽的女儿为皇后时,刘歆奉命负责婚礼礼仪,授皇后玺绂;王莽的母亲死时,刘歆研究出了《功显君丧服议》,使得王莽不必按制服丧三年,避免了王莽可能出现的因服丧而使权力失落的结果;再就是在王莽改革时,刘歆提了一些改良的意见。

王莽为什么器重刘歆?最主要的是,刘歆在宏观上为王莽代汉和改制建立了理论基础,提供了经学依据。或者说,刘歆将《左传》之立于学官这件事,客观上对王莽的帮助和影响有多大,恐怕是刘歆自己都没想到的。

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他为王莽代汉在“五德终始说”上找到了依据。“五德”指土、木、金、火、水五种德性或性能。“五德终始”指这五种性能从始到终、终而复始的循环运动,是古代历史变迁、王朝更替的理论根据。在这种理论中,虞、夏、殷、周的历史是一个五行转化的发展过程,它按照土、木、金、火、水依次相胜而具有阶段性,又按照始于土、终于水、徙于土的循环往复而具有周期性。

刘歆整理出来的《世经》是汉为尧后、为火德的经学依据,为“汉禅天下于新”找到了经学依据。按五德相生说的理论与世系,太昊得木德,木生火, 火生土,土生金,金生水,水又生木,因此尧与汉均得火德。而王莽自称是舜之后裔,理应受汉禅而得土德。刘歆从理论上解决了王莽代汉的法统性问题,是刘歆对王莽最大的贡献,比那些方士的图谶符命要过硬得多。

四、刘歆为何要谋反

公元 9 年,王莽正式篡夺了大汉政权,拜刘歆为国师,封嘉新公,为“四辅”之一。同时,刘歆把女儿刘愔嫁给王莽之子王临,两人结成了儿女亲家,刘歆的政治生命达到了人生的顶点。

王莽代汉和改制后,社会矛盾日渐加剧,反对王莽统治的人越来越多,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。特别是绿林、赤眉农民起义军,给了王莽政权极大的打击。王莽在惊恐中,上演了把须发染黑,迎娶杜陵史氏女为皇后的闹剧,试图宣示安定的气氛。

王莽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的。地皇四年六月,刘秀在昆阳大破王莽军,“关中闻之震恐,盗贼并起”,长安陷入一片混乱。在新朝大厦将倾之际,刘歆不愿给王莽殉葬,做出了通过发动宫廷政变获得家族的安全保障的选择

刘歆对王莽的不满由来已久。在王莽当了皇帝后,与自己的“腹心”甄丰、甄寻父子爆发了严重的矛盾,最后王莽逼迫甄丰自杀,甄寻、王奇等数百人被诛杀。刘歆的次子刘棻、三子刘泳也都受到牵连,被逮捕处死。这场血淋淋的政治屠杀给刘歆造成极大的冲击,使他对王莽产生了极大的恐惧。儿子的死,给刘歆带来的不仅是痛苦,更有作为父亲的愤怒。

如果说儿子的死还是咎由自取的话,那么女儿的死则更加剧了刘歆对王莽的怨恨。地皇二年正月,王莽发现其子王临谋逆,逼儿子自杀,刘歆之女刘愔为王临之妻,也受牵连而死。刘愔被逼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会占星术,而这个本领正是刘歆传授的,因此刘歆也遭到王莽的猜忌。

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,刘歆谋反的根本原因就不难理解了。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、下层民众反抗、刘歆的家庭和个人遭遇这些原因叠加在一起,使刘歆从王莽的亲信变成王莽的对头,并展开了政变的密谋。

地皇四年六月的昆阳之战结束后,新朝统治集团开始分崩离析。肩负宿卫宫室职责的卫将军刘涉,认为刘氏即将复兴,刘歆会是新的皇帝,请求刘歆领衔发动政变。经过王涉反复劝说,刘歆“怨莽杀其 三 子,又畏大祸至,遂与涉谋”,同意与王涉等人共同策划和发动政变。

但是这次政变的保密工作没有做好,被人向王莽告密了。参与者大多都被处死,王莽念刘歆是“骨肉旧臣,恶其内溃,故隐其诛”,没有公开处死刘歆,只是让他自杀。

这场政变虽然没有成功,可还是给王莽造成了沉重打击。面对严重的社会动乱,王莽已经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应对办法。刘歆这次未遂的谋反也被起义军视为新朝内部的崩溃的征兆,许多王莽的手下纷纷投降义军,王莽的新朝终于走到了尽头。

五、矛盾的刘歆

由安汉公到篡位,王莽的欲望是步步递进的,其篡逆之心是在权力的诱惑下渐渐萌生的。刘歆对王莽的态度,也在王莽的一步步中发生着变化,从先期的辅佐转向最终的谋叛。可以说王莽篡政建新,是刘歆与王莽关系的转折点。

刘歆扼制“更受命”、倡立古文、解释“五德终始”,褒扬王莽的目的很明确,那就是要延续陷入危机之中的西汉政权。在元始五年 王莽毒死平帝、篡逆野心已路人皆知的情况下,刘歆仍然天真的提醒王莽谨遵“奉汉大宗”,“居摄”之位而不要有僭越之举。

刘歆整理文献、倡立古文、发明五德以及讲究礼仪、设章建制等积极作为均是在王莽篡政以前,在王莽篡政之后则几乎没有在政坛发挥什么作用。这一点或许班固看得更清楚:“歆非复欲令莽居摄也”。

在西汉衰落的背景下,以“为往圣继绝学、为天下开太平”自任,为西汉政权的倍感焦虑的儒者们,渴望参与政治、尽己所能挽救时局,这是儒者与生俱来的责任感。作为大汉宗室、儒之大者的刘歆,绝不可能甘愿为一己之私蝇营狗苟,助莽篡逆。虽然刘歆倡导古文、发明五德等所有行为,在客观上对王莽篡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;但这绝不是刘歆倡导古文经学的主观目的。

王莽由辅政到篡逆,让刘歆越来越失望,也越来越恐惧。这种恐惧来自面对汉室大厦将倾的苦痛,来自对王莽真实面目越来越来清醒的认识。刘歆投向王莽,应当不是基于利禄,而是儒家理想主义的驱使。刘歆把个人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王莽身上,但王莽改制的结果, 最终让他失望了。

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过:“刘歆的主观本意是辅莽安汉,若惟歆与莽沆瀣一气,同谋篡业,此非史实”。正是这个原因,当王莽篡位后,刘歆才会“内惧”,并从辅莽转向反莽。但是一切都迟了。刘歆结果不但做了“贰臣”,而且做了两朝叛臣,身死族灭。也正因为如此,《汉书》给刘歆立传时,才会将他的传分开,前半生列入《楚元王传》,后半生列入《王莽传》。

郑重声明: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,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,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,多谢。

最新文章